文化藝術頻道
一個沉睡了六千年的陶唐都城遺址 展現在陜北高原
一曲《天下黃河有幾十幾道灣》叫醒了陜西省榆林市距今約5500-6000年前的陶唐都城遺址。陶唐都城遺址也即上古傳說中的帝堯都城遺址。《尚書·五子之歌》提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這里陶唐指帝堯的號。古代典籍《大戴禮記》和《資治通鑒外紀》將堯認定為傳說中“五帝”之一。《尚書》開篇《堯典》就講述了堯的事跡，為研究上古社會提供了重大參考價值。《山海經·海內北經》提到一座“帝堯臺”，位置在“昆侖東北”。
上古時代，秦嶺包括今日的昆侖山，也有“昆侖山”的稱謂，“昆侖東北”可能就在陜北、晉西北一代。《山海經·海內北經》提到的另一處有價值的信息來自對舜家庭的記載。該處提到，舜的兩個女兒出生在黃河邊一個大沼澤邊上。
追溯黃河文明脈絡，陶唐都城遺址分布在五個遺址區，分別為石峁山遺址、魚河岇遺址、桐條溝(古城寨)遺址、龍化遺址和寨峁遺址。五個遺址覆蓋了大約叁十平方公里的范圍。以石峁山下方的梅家畔村為起點測算，遺址到黃河距離約為45公里，到無定河距離約為12公里。綜合推斷，遺址應該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龍山文化時期的遺存。
在榆林陶唐都城文化展館，可以看到古陶器狀各異的陶罐、陶壇、橢圓形陶壺、陶鬲、陶碗、陶瓶、陶燈和其它陶制品，花紋各異的破碎陶片。從這里可以看出為陶唐文化遺址的可考價值所在。陜西省榆林市魚河峁鎮的陶唐遺址受到了考古專家重視。陶唐都城遺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人才庫的呼立濤研究認為，該遺址群為史書記載的陶唐都城遺址。該遺址群的發現，“對于探尋史前黃河流域文明的脈絡，追溯中華文化的源頭有重要意義”。絲脊乓糯嫻鬧ぞ藎裊⑻瘟磽獾淖糝だ醋雜詿笙暮樟母鋈誦鶚觶拔粼諤仗剖侄蛟耍一首媧笥硪災潦ブ恕囊輝鈐幀杓ㄙ爸斕亍薄?
遠古至今桐條溝山清水秀，是陶唐部落之地。秦漢時，這里土地肥沃，朝廷實行屯田制，為軍隊提供充足的糧草，始名屯田溝，歷經宋元明清。因歷代過度開墾，水土流失，土地貧瘠，無法屯田，惟水桐樹遍布溝里，明萬歷年間改名為桐條溝。新中國成立后，曾建置桐條溝公社、桐條溝鄉。步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榆林民營企業家梅成智勇于探索歷史，尋找古文化遺址，歷經千辛萬苦，在石峁山建成陶唐遺址文化景區，再現陶唐文化。屯田溝曾經璀璨，桐條溝今更輝煌。魚河峁鎮的梅家畔村陶唐時期大遺址的發現，是史前陶唐王朝興衰變遷的重要見證，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了解過去，更好地分析和尋找那些影響中華民族性格、思想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諸多元素。
陶唐都城和附屬城的石壘砌筑城遺址，在黃河流域榆林境內的榆陽區魚河峁鎮桐條溝梅家畔村周綿，至今依稀可辨，對其構架在一定范圍之內的五座石壘砌筑城遺址的研究、保護與開發利用，不僅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也是對外宣傳講好中華黃河故事的“履寒霜而逾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索源。同時，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不僅展現出我們中華民族史前的發展史，是人民幾千年來社會實踐所形成的各類知識的升華與抽象，融貫著史前人民的智慧與情感，是人類思想寶庫的一支奇葩，對中華史前文明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遠在3.5萬多年前，桐條溝周圍就有“河套人”生活的足跡，這里也是中華民族發祥地之一。據榆陽區考古專家和榆林市考古隊2019年在梅家畔等村發掘的陶器考證，遠在新時期時代，桐條溝就有人類居住的遺跡。
2021年3月，陜西榆林考古隊在考察龍華寺西邊石峁山氏族部落居住的都城遺址，在張鹼、魚河岇，桐條溝、李家畔發現4座大型衛城，這些部落城池規模宏大，占據幾座山峁，建造精湛，臺墩相連，高瞻遠眺，易于防守，便于防洪。李府溝、桃家溝、白家溝、桐條溝、小范地、大碾莊、張鹼的山頭峁上，不僅有新石器時代的石斧石刀、陶器陶片，還有遠古時期的城池城堡遺址。這些史實證明了桐條溝及周圍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最早的地方之一，有6000多年的歷史，屬中國歷史上的陶唐時期。
龍華遺址位于梅家畔村龍華寺山上，石峁山遺址位于梅家畔村石峁山，桐條溝遺址位于桐條溝村腦畔山上，寨峁梁遺址位于桃家溝村西川上，李家石畔遺址位于李家石畔腦畔山上。山石為陣，雄踞高塬，根基堅固，氣勢非凡。幾千年后，我們依舊能從殘存中看出無定河沿岸陶唐遺址曾經的威武雄壯。五座石城均由五層石墻由低到高一層一層一直壘建到山頂，每一層遍地鮮見珍貴的陶幣、夾砂灰陶、紅陶、黑皮磨光陶、泥質灰陶。陶器與陶片紋飾有繩紋、方格印、印紋、飾籃紋、錐刺紋、劃弦紋等，附加堆紋。石器有磨石、石棒、石斧、砸石、石刮削器、石刀等。
看得出石城曾經不是一般的居所，而且人口眾多，規模很大。頗有名氣的農民雕塑家尹大紅幫助完成了景區的雕塑群制作。這是一系列上古時期人物生活還塬作品。雕塑包括夫妻道別、日常生活、陶器制作等等。景區包括塬始人的山寨還塬。山寨可見石頭墻垣和路面。談到這些場景，梅成智提到的一個詞是“穿越”，“體驗陶唐人類祖先的生存智慧”。石峁山遺址為距今5500年前新石器時代期人類生活的聚落遺址，其時間要早于石峁遺址1200多年，且遺址周邊有部分較長裸露城垣遺跡，遂命名為“陶唐都城遺址”。(張生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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